我們和時間賽跑

編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驅、守護遺產、銘記先輩、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一代代學者踏沙而行，弘揚優良的傳統，賡續古老的文明。20世紀30年代，在常書鴻等人的推動下，“敦煌學”應運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繼承常書鴻遺愿，在甘肅黨河開鑿現代石窟，完成了延續敦煌文明的又一偉大創舉。

2024年是常書鴻誕辰120周年、李承仙誕辰100周年，他們的兒子、著名畫家常嘉煌在本刊開設專欄“嘉煌說敦煌”，回顧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2025年，我將迎來75歲。新歲序開，萬象更新，一些過往的畫面卻日漸清晰。

多年前，我在家中的一份舊相冊上看到父親畫的一幅小兔，從雞蛋里蹦出來，十分靈巧可愛。父親落筆的日期是1950年4月25日，但是母親告訴我，我出生于4月28日，這讓我一直感到疑惑。可惜兩位老人都已去世，那幅寓意新生的日歷畫成為不解之謎。

 

 

直到前兩年，我的老師告訴我，虎與兔有緣。“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古代楚文化中的“菟”就是老虎，這種說法讓虎與兔結下千古之緣。蘇軾曾寫詩祝賀弟弟蘇轍喜得麟兒：“未省老兔生於菟。”他侄子的小名就喚作“虎兒”。“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魯迅先生晚年得子，寫詩曬娃，把活潑機敏的萌娃比作小老虎，成就一段文壇佳話。我在虎年出生，父親畫兔留念，他跟蘇軾、魯迅一樣，用傳統文化為新生的孩兒賦予美好的寓意和祝福。

原本學習西洋畫的父親，后來的畫筆總會自覺地跟中華的上古傳說、千年文脈聯動起來，將文化自信的筆桿緊緊握在手里，蔓延到日常生活里。

1949年，西北的古城墻插上紅旗，敦煌縣城和平解放。我出生后不久，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成為文化部直屬單位。由于歷史遺留問題，父親的身份受到爭議，但經過民主選舉，他仍被推選為所長。

那時候，本職工作之余，父親和母親經常還要參加農業勞動。在敦煌那片貧瘠的土地上，他們總能苦中作樂。父親畫過一幅秋收圖，描繪了敦煌農民在田間勞作的場景，這些人物形象既有敦煌壁畫里的風格，也有米勒的風格，非常生動有趣。1950年六月初八，我才兩個多月大的時候，父親用畫筆記錄了敦煌廟會的盛況。他把藝術和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他的畫作都是我對于童年回憶的記錄。

 

 

2歲以前，我都長期在父母身邊，經常被抱著參加各種活動。那時候，研究所的院子一到晚上就會很熱鬧，一群人燒起篝火，在大榆樹下唱歌。而一到白天，母親就用毛巾遮住我的頭部，抱我出去曬太陽，補鈣。

后來我才知道，我原本還有個姐姐叫沙妮。由于母親常年在石窟里工作，很少見到陽光，孕期缺鈣。沙妮一出生就有軟骨病，年僅一歲多就不幸夭折。這也是父母在敦煌難以言說的傷痛。

我出生之前，父親買了一只奶山羊。在寸草不生的西北大漠，父親天天到處尋寶似的給羊找草吃。他們不敢讓沙妮的悲劇重演。

我40多歲的時候，一次接待外賓，我對餐廳提供的山羊奶非常喜愛，但周圍的日本客人聞著都皺眉頭，說這奶太膻，于是我喝完了全桌的12碗鮮奶。我把這件趣事講給母親聽，她才說起昔日為了給我補鈣做的各種事，“你是喝山羊奶長大的”。

我對母親說，我還清楚記得他們在大榆樹下唱的歌，那是20世紀50年代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我們要和時間賽跑》。

這首歌激勵著荒漠石窟的藝術家與工農群眾，所有人都充滿熱情和斗志，積極投身新社會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在激揚奮進的旋律中，不到2歲的我也開啟了人生的第一次火車旅程，翻山越嶺，從甘肅到北京。

 

 

1951年春天，父親母親進京籌備敦煌文物展，這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型文物展覽。舉辦地點在北京故宮午門，展出壁畫臨摹本及各種文物共計1000余件，歷時57天。周恩來總理興致勃勃地參觀了全部的展廳，并親切接見了我父親，對他的工作給予支持和肯定。

敦煌文物展獲得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巨大的成功。父親母親返回大西北，繼續開拓和時間賽跑的敦煌事業。年幼的我則被寄養在外公李容恢家中，開始與父母骨肉分離的童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和時間賽跑，渴望長大，渴望去找爸爸媽媽。如今75歲了，我一生都在追趕父親母親的腳步。

 

（《人民周刊》2025年第1期）

（責編：張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