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楫篤行，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的說明中，高度肯定了改革開放在過去40多年發揮的重要作用，并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上，要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開放”。

對外開放是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對外開放”有關話題，本刊日前對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

進一步擴大開放，挑戰與機遇并存

記者：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增多。請結合國際形勢，分析我國進一步擴大開放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桑百川：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逆流涌動。當今少數國家走上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道路，泛化國家安全概念，以安全邏輯替代效率邏輯，謀劃建立排華的供應鏈體系，弱化與我國供應鏈、產業鏈聯系，以“友岸外包”替代“離岸外包”，策動與我國科技經濟脫鉤，貿易摩擦沖突上升，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嚴峻挑戰，國際經貿規則趨于碎片化，疊加疫情沖擊、地緣沖突影響，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增加，多重沖擊并存，全球生產體系、投資體系、金融體系遭受重創，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加速重構收縮，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增速都明顯低于經濟增速。全球經濟總量從2007年的54萬億美元增加到2023年的104.8萬億美元，17年增長不到1倍，大大低于前期經濟增速；而同期全球貨物貿易增速更低，從13.9萬億美元增加到23.8萬億美元，僅增長71%；全球國際直接投資在2007年達到1.83萬億美元，2023年則下降到1.3萬億美元。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國際貿易、國際投資成為拖累世界經濟增長的減速器。

在世界經濟大變局中，我們也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今日世界正經歷一場深刻的工業革命，以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為基礎，以智能制造、智能服務和數字經濟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生產模式集中涌現，正在快速改變著世界經濟格局，新一輪工業革命為我們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維護開放的世界經濟的聲音在逐步擴大，支持經濟全球化的力量在不斷積累，制約全球化逆流的行動從未止步，推動和平與發展的愿望廣泛存在，合作共贏仍然是人類進步的正確方向，這為我們參加全球經濟治理、推動世界與中國的發展帶來機遇。

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法寶

記者：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開放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標識，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以開放促改革。請結合歷史及當前國際國內條件，分析以開放促改革的邏輯。

桑百川：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開放經濟，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必然要沖破地區和國家之間的限制，在全球市場配置資源。遵循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就要不斷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在建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制度中更快打通生產關系各環節的堵點，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長期實踐中積累了相對豐富的調控經濟運行經驗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對外開放中學習借鑒其經濟調控經驗和方法，并加以創新，能夠更快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提高國家經濟治理能力。

以開放促改革和發展是過去中國經濟取得成功的寶貴經驗。中國在40多年的對外開放過程中，始終把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跟蹤國際經貿規則變遷的趨勢，遵循國際經貿慣例，在對外開放中輸入改革的外部動力，沖破內部的改革阻力，形成開放與改革的良性互動，通過開放倒逼國內的改革，推動了經濟制度的有效變遷。

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和“以開放促改革和發展”，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2020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開拓合作共贏新局面”。不斷推進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構成了新時代的鮮明特征。在更高水平開放思想指引下，我國開啟了制度型開放的新征程，搭建多種制度型開放平臺，初步建成自貿試驗區（港）體系，形成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創新實踐開放型新制度新規則的試驗田，發力構建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有效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經濟發展。

當今一些國家謀求建立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以期“規鎖”中國，國際經濟規則加速重構。全面把握外部環境的變化，跟蹤國際經貿規則變遷趨勢，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繼續發揮開放促改革的功能，既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也是打破“規鎖”中國圖謀的正確抉擇。

以制度型開放為核心，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記者：立足新時代新征程，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的著力點應該放在哪些方面？為什么？

桑百川：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體制機制，核心是制度型開放，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要在維護多邊經貿體制的基礎上，研判國際經貿規則變遷的趨勢，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我國正從貿易大國走向貿易強國，公平競爭的貿易規制有利于我國鞏固提升國際貿易競爭力。為此，要著力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構建“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的開放制度，規范產業補貼措施，適度提高環境和勞動保護標準，完善政府采購制度，建立競爭中性的規制體系，提高政府決策透明度，營造透明公開的規制生態，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參與電子商務和數字貿易規則制定，打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當今國際貿易數字化、綠色化趨勢明顯，建立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就要創新通關、稅務、外匯等監管方式，營造有利于數字貿易、綠色貿易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的制度環境，并完善外貿風險防范體系。

外商投資是銜接國內國際經濟循環的樞紐，也是技術、管理、公司治理經驗、營銷渠道、信息和知識等多重競爭力的載體，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重構中，各國爭奪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激烈，為此，更大力度吸收和利用外資，穩量提質，就要深化外商投資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完善外商投資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做到既準入又準營，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依法保護外商投資權益，打造非歧視的規制體系，形成要素流動自由、投資經營便利、服務優質高效的體制機制。

我國已經成長為對外投資大國，在全球500種主要工業品中超過200種產量居世界第一，形成大量優質產能，一大批企業具備在全球投資和配置資源的能力。為適應從引資大國向對外投資大國轉變的要求，需要進一步改革對外投資管理體制，完善對外投資促進和保障體制機制，健全對外投資管理服務體系，提升對外投資利益保護能力，維護對外投資安全。

自貿試驗區（港）等特殊經濟區是引領我國制度型開放的區域平臺，在制度型開放中，需要進一步升級區域開放平臺，鼓勵首創性、集成式探索，率先建立完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帶動提高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開放水平，吸引全球優質要素資源，推動建立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體系。

在世界經濟大變局下，區域經濟合作取得新進展，大型自貿協定引領國際經貿規則變遷。順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我國應擴大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建立同國際通行規則銜接的合規機制，優化開放合作環境，完善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在開放合作中互利共贏，推動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人民周刊》2024年第23期）

（責編：張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