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敦煌,自古就有致敬先驅、守護遺產、銘記先輩、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一代代學者踏沙而行,弘揚優良的傳統,賡續古老的文明。20世紀30年代,在常書鴻等人的推動下,“敦煌學”應運而生。1996年,李承仙、常嘉煌母子繼承常書鴻遺愿,在甘肅黨河開鑿現代石窟,完成了延續敦煌文明的又一偉大創舉。
2024年是常書鴻誕辰120周年、李承仙誕辰100周年,他們的兒子、著名畫家常嘉煌在本刊開設專欄“嘉煌說敦煌”,回顧常氏家族的文化苦旅。
深秋時節,我收到常書鴻誕辰120周年學術會議的邀請函,非常激動。此次學術會議由西北師范大學、敦煌研究院、中國美術家協會主辦,來自全國各地高校、文博單位、科研機構的60余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姐姐、弟弟支持我作為家族代表,主辦方安排我作為特邀嘉賓,參加活動并發表主旨演講。

今年是父親誕辰120周年、母親誕辰100周年、敦煌研究院成立80周年,也是我赴日40周年。使命在肩,思緒萬千。
立冬后的周六,我去杭州蕭山機場時向朋友們發了一條消息:“披星戴月赴故鄉”。黎明時分,城市光影交織,星光斑斕,在這如夢如幻的場景中,我從杭州飛向敦煌。那是我出生、成長、學習多年的故地,更是我父母為之奮斗一生的熱土。

抵達敦煌后,我與來自北京、西安的朋友們匯合,并在落日之前帶領他們參觀黨河石窟,給大家講述父親的遺愿、母親的堅守,講述過去半個世紀的故事。
11月10日清晨,我與參會代表齊聚大佛殿前,留下了珍貴的合影。一夢入敦煌,一眼續千年。冬日的暖陽靈動流轉,照進古老的莫高窟,每一束光線都仿佛穿越歷史,恍如隔世,帶著先輩的凝視,化作溫柔的筆觸,點石成金,氣韻生動,壁畫栩栩如生。
上世紀80年代,父親要出一本名為《敦煌的風鐸》的書,他問我能否為書繪制封面。作為常書鴻的兒子,籠罩在“敦煌守護神”的光環和陰影之下,我總想沖出桎梏,打開自己的藝術人生,立志要畫出驚世駭俗的作品。改革開放早期的敦煌,中外專家學者、各路游客絡繹不絕,莫高窟沒有一日不是熱鬧的,我更是靈感雜亂的。直到有一天清晨,微風吹著樹葉沙沙作響,敦煌回歸了久違的寧靜,旭日和風,自然與人文景觀相映成趣,于是就有了那幅《大佛殿清風》。

莫高窟坐西朝東,每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都是臨摹的最佳時辰。這樣的場景,使我想起小時候,母親時常抱著年幼的我去宕泉河邊暴曬補鈣,汲取大自然的滋養,錘煉對光線的敏感,為我的藝術人生鋪墊絢麗多姿的基色。而她自己,卻常年提燈工作在黑漆漆的洞窟里,描摹色彩斑駁的畫作。
“今天,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敦煌研究院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任務。我們將秉承‘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凝心聚力,守正創新……”敦煌研究院黨委書記、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趙聲良擲地有聲的致辭,將我的思緒拉回現實。合影結束后,會議正式開始。甘肅省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王正茂,西北師范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王文昇隨后也發表致辭,西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院長史忠平主持開幕式。
趙聲良書記、王正茂副主席和王文昇校長的發言給了我很大啟示,是我學習的教材。作為特邀嘉賓,我有幸第一個作主旨發言。但是聽取他們的致辭后,我認為自己關于父親在繪畫方面技法和藝術的主題范圍比較窄,臨時進行了調整。
我陪伴父親將近半個世紀,作為唯一在他身邊的子女,兼任助理、秘書和學生等不同身份,經歷風風雨雨,走過坎坷、曲折的歲月,但我們始終堅信:敦煌未來可期。
從2023年開始,為紀念父親120周年誕辰,我們做了很多準備工作。
2024年春天,浙江大學敦煌研究學術研討會暨常書鴻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會舉行。我親手將一份份手稿、一件件創作用具、一張張照片、一盒盒錄音帶等物品捐贈給浙江大學,將物品背后的故事載入檔案,延續父親對家鄉、對母校的深情厚誼。
2024年夏天,我將在敦煌的450箱物品和在北京的800箱物品全部運往杭州,進行歸檔整理和數字化處理,將分別提供給相關單位進行研究、出版,以傳承父親母親對敦煌的工藝匠心、赤誠之心、為國護寶的拳拳愛國之心。作為畫家之子,我繼承的不僅僅是他們的繪畫技法,更重要的是這些寶貴的精神財富。

當天會議上,我撤掉了原本準備的發言稿,即興演講,與諸位領導、老師、專家學者分享了幾個小故事,并誦讀了我在浙江博物館舉行的紀念常書鴻誕辰120周年——大漠飛鴻紀念展開幕式上的致辭。
我出生在敦煌皇慶寺,在北京、上海長大,12歲那年,父親把我寄養在杭州大伯家。因此,我有幸與父親的人生軌跡重逢,在杭州度過青少年時期。2004年以來,我創作了十幾幅以錢江潮為主題的畫作,致敬浙江人民在改革開放浪潮中奮勇向前的精神。2016年,在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的關懷下,我在浙江音樂學院絲綢之路樂舞研究中心任特聘研究員,研究絲綢之路藝術,并與音樂學院教授沈納藺一起進行教學和創作探索,建立國內外藝術大學中唯一的音樂繪畫跨界學科:智性聯覺藝術。1982年我大學畢業時,父親送我一部小型錄音機,他建議我通過音樂進行創作。帶著錄音機進行寫生,是我對聯覺藝術的初始感受。2019年聯合國環境大會期間,伴隨著斯美塔那的交響曲《伏爾塔瓦河》,我即興創作《我們的地球綠色生存之路》。同年,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在敦煌莫高窟和龍林完成《紅旗頌》。這些大型音畫作品,都是我們的課業研究成果,都是我從父親母親身上學習傳統技法和精神之后的延伸與探索。未來,更多的研究成果將用于服務為青少年兒童啟智潤心、激發普通人的藝術感知力、促進社會美育等工程項目。
在浙江工作的7年中,家鄉深厚的人文土壤、濃郁的藝術氛圍滋養著我。那天到場的嘉賓,有許多是父親在杭州的老朋友,看到叔叔阿姨和親屬們,我倍感溫情。其中,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常務副院長潘云鶴特意出席了我們的開幕式。自父親從杭州到北京后,潘老師就是我們在木樨地家中的???。早在互聯網技術并不發達的年代,潘老師就拿著影集向父親請教計算機處理敦煌壁畫圖案的設想,這就是“數字敦煌”的緣起。
時隔一個多月,這次在敦煌見到眾多父母生前老友,聆聽專家學者們圍繞“常書鴻與敦煌石窟藝術研究”“常書鴻藝術研究”“常書鴻與西北美術”等議題探討交流最新成果,這些80后、90后的青年學者們,必將推動莫高精神薪火相傳、推動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發展開啟新篇章。

學術會議次日,我提前離開敦煌。又是一個黎明,我迎著東方的曙光,“披星戴月回故鄉”,因為在故鄉杭州,浙江音樂學院和中國美術學院的研究生們在等待著我的音樂繪畫聯覺藝術課。
(《人民周刊》2024年第22期)
(責編:張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