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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遙遠的西北邊陲，有一處千年圣地——敦煌莫高窟，里面壁畫斑斕，雕塑栩栩如生，多元交匯，異彩紛呈，好似一部皇皇巨著，訴說著浩如煙海的文明史詩。而在江西臨川，有這樣一家人，他們就是“臨川李氏”（現為進賢縣溫圳鎮楊溪李家），為敦煌文化保護傳承作出了重要貢獻。
臨川歷史悠久、文化昌盛，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孕育了眾多的歷史名人以及獨特的地域文化，包括李氏家族中的李宗瀚（《臨川十寶》收藏大家）、李瑞清（著名書法家）、李證剛（中國佛學家）等。李氏家族，不僅是一個家族的稱謂，還包含了以文化為核心的家學傳承，其后人相繼結緣“敦煌守護神”常書鴻，從江南深入漠北，秉持“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以無盡的熱情和智慧，投身敦煌文物保護工作，留下絢麗的文化寶藏和不朽的精神財富。
常書鴻：
敦煌的守護神 風沙中的堅守者
“危巖千窟對流沙，卅載敦煌萬里家。”作為我國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的故事早已從西北邊陲傳遍華夏大地，永遠載入敦煌學說的青史。1935年秋天的塞納河畔，一本《敦煌石窟圖錄》，讓這位在法國巴黎名噪一時的青年藝術家，漂洋過海，穿越硝煙炮火，扎根中國西北腹地，種下守護敦煌的種子。一場奔赴，義無反顧。歷經50載春秋躬耕不輟，他為敦煌留下生生不息的傳承。
“敦煌學已名天下，中國學人知不知？”1941年12月，西北考察歸來的于右任，懷著對敦煌文化遺產的深切憂慮，向國民政府撰寫《建議設立敦煌藝術學院》的建議書，鼓勵專家學者研究敦煌藝術，倡導青年學子就地研習，直接推動常書鴻等人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
從塞納河畔到莫高窟前，輾轉8年，夜夜敦煌入夢來，常書鴻終于抵達夢想的彼岸。然而，彼時夢中的藝術殿堂，遭受自然災害與人為破壞，壁畫大面積脫落，洞窟被流沙掩埋，危在旦夕。“藝術不在巴黎，藝術在東方，在中國。”相比敦煌的破敗不堪，文明的流失導致國人數典忘祖崇洋媚外的文化危機，更讓這位蜚聲海外的藝術家感到警覺。因此，縱使經費緊張、環境艱苦，他仍堅持安排妻子兒女舉家搬遷，從山城重慶到河西走廊，在敦煌安家落戶。
走馬上任前，梁思成送了常書鴻4個字：破釜沉舟。徐悲鴻送他一句話：“要學習玄奘苦行的精神，抱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決心。”1943年5月，張大千離開敦煌時又給常書鴻留下一句話：“我們即將離去，你卻要繼續留在這里，投身于無盡的研究與保護工作中，這簡直就像是被判了無期徒刑。”
其實，到莫高窟后，常書鴻臨摹的第一幅壁畫，就是第254窟北魏壁畫《薩埵那太子舍身飼虎圖》，致敬薩埵那太子大無畏的犧牲精神，勉勵自己也勉勵同仁——選擇敦煌就是選擇了犧牲。
1944年1月1日，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在莫高窟掛牌成立，常書鴻任所長，開啟了對敦煌藝術的系統性保護和研究。留洋歸來的大畫家，在敦煌變身農民、木工、泥瓦匠，從防風治沙、修洞筑墻這些基礎工作著手實施修復和保護項目。
1945年，國民政府提出要撤銷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在重慶舉辦敦煌壁畫臨摹藝術展，引發社會各界關注和支持。周恩來對展覽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并對常書鴻及其團隊在逆境中堅守敦煌藝術的努力表達了深深的敬意。這極大地鼓舞了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成員們，他們感受到共產黨對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重視和關懷。面對國民政府意圖轉移敦煌文物，常書鴻不顧個人生命安全，誓死捍衛敦煌文化遺產。新中國成立后，敦煌藝術研究所直接歸屬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擔任所長。
在艱難的文化苦旅中，常書鴻開啟了敦煌文物保護新篇章，同時吸引并培養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和專家學者，其中，就包括筆者重點講述的李承仙女士及其背后的李氏家族。
李承仙：
藝術的傳承者 畫筆下的敦煌夢
世人皆知常書鴻有著“敦煌守護神”的美譽，但少有人關注，在他身邊，有一位像敦煌飛天一樣的守護天使——常書鴻的夫人李承仙。在遙遠的敦煌，常書鴻、李承仙成為志同道合的神仙眷侶，隱秘而偉大。
這位江西臨川的女兒，出生于書香世家。李承仙的父親李容恢是孫中山先生發起的中國同盟會的第七位簽名者，曾在新加坡等地辦報館籌集革命資金，是辛亥革命南洋籌款總辦，還曾擔任《新民國報》《光華日報》《廣州珠江日刊》《潮州潮商公報》《桂林日報》等多家報刊主筆、編輯。李承仙的伯父李瑞清是兩江師范學堂的創始人，曾擔任張大千的恩師，在書法、繪畫領域有著極高造詣。受家庭環境影響，李承仙自幼受到良好的愛國教育和文化熏陶，成為那一時期最早接受進步思想的女青年之一。
1940年9月，年僅16歲的李承仙考入廣西省會國民基礎學校藝術師資訓練班，3年后又前往重慶，考入抗戰時期中國最專業、檔次級別最高的美術學府——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個人命運與世事浮沉緊密相連，象牙塔中的文藝學子飽受侵略戰爭帶來的屈辱與艱苦，烽火歲月以藝抗戰，在學藝路上錘煉心智，樹立畫筆報國的信仰。
1944年春天，剛從敦煌回來的張大千在重慶辦畫展。“我驚訝壞了，呆住了，還有這樣的畫、這樣的塑像、這樣的地方！”原本在藝專學習西畫的李承仙，備受沖擊和震撼，瞬間放下了對西方藝術的追求，開啟對敦煌的向往。抗戰時期顛沛流離的求學經歷，更加堅定了她對民族藝術的情懷與熱愛。
1946年，帶著西北的黃土和風塵仆仆，常書鴻攜敦煌臨摹作品到重慶展出，籌集經費，并為敦煌藝術研究所招募工作人員。生在上海十里洋場、學習西方繪畫藝術的李承仙，毅然選擇追隨常書鴻，深入西北大漠無人區。此時，作為國家最高美術學府的天之驕女，她的人生才剛剛開始，便與敦煌結下終身情緣。
從十里洋場轉戰大漠敦煌，李承仙不僅成為常書鴻的得力助手，還成為他的人生伴侶。李承仙曾說：“常書鴻才華橫溢，命運多舛，癡迷敦煌。我對他同情、尊敬，愿與他共命運。我們都是敦煌癡人，這是緣分。我從此成了他的愛人、學生、同事、護士、保姆。”因為志趣相投、志同道合，常書鴻、李承仙夫婦同邀春風共赴玉門關，夫妻倆合作繪制的《敦煌春天》，為蒼茫戈壁植入勃勃生機，傾注了這對“敦煌癡人”一生的藝術追求與對敦煌事業的不渝熱愛。據不完全統計，李承仙臨摹敦煌北魏至元朝各時代壁畫300余平方米，她還與常書鴻共同創作巨幅油畫《劉家峽水庫》《獻給勇于攀登珠峰的同志們》《激流頌》，這不僅是兩人心意相通的藝術呈現，更體現了他們對生活的熱愛、對國家的情懷。
相聚千年敦煌，延續絲路文明。相知相伴的歲月里，常書鴻、李承仙夫婦多次遠赴海外，積極推動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鑒，以敦煌藝術為載體，對外展示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多樣性，對內提振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
1994年6月23日，帶著對敦煌藝術事業無限的希望和未竟的遺憾，常書鴻與世長辭。為了繼承丈夫遺愿，1996年，李承仙攜兒子常嘉煌開鑿現代石窟——黨河石窟，賡續千年敦煌文脈。
李翊灼：
敦煌學的奠基人 智慧之光照亮前路
“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禪天始免風災。”晚清時期，有思想的讀書人嘗試將佛學作為認識西學的中介，凝練濟世救人的情懷，他們研讀經書、探討佛法，以期借助佛學的復興開辟民族復興之路。1909年9月，法國人伯希和攜帶部分敦煌寫本來京，京師學界為之震撼。佛學迎來短暫興盛，引起當局有識之士對敦煌文物的重視。
“一百八十箱、敦煌六千卷十八箱均到，弟先檢錄經卷，俟李君證剛到部再開，堂上面見延訂……”清宣統元年（1909年），京師圖書館正監督（即今國家圖書館館長）繆荃孫在給清末民初學者沈曾植的信中提到的“李君證剛”，就是來自江西臨川的中國佛學大師李翊灼。
繆荃孫、沈曾植等人合力謀劃，幾經周折，從敦煌石室購買了以佛經為主的8000件卷軸，運抵京師圖書館。在此之前，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分別對敦煌文物巧取豪奪，給中華文化遺產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失。“現在減政之際，如月撥千金，亦可成立，此書此經，外人最所垂涎，務必設法保存！”時局維艱，他們排除萬難，千方百計為國護寶。
《敦煌學大辭典》記載：清宣統三年，敦煌寫經入藏京師圖書館后，李翊灼應約編寫提要，完成二千余卷，從中揀選出一百六十余種后世沒有傳本的佛教文獻，依《涅槃經》六波羅蜜多經定例分類編排，編成此目，后附《疑偽外道目錄》。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自古以來就是佛教圣地。千百年來，敦煌文本匯聚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語言文字和書寫形式，內容多為佛教文獻，大量俗詞語句，在辨識、理解、領會、編審方面存在諸多不易。李翊灼研究禪宗、參悟佛理、潛心佛學，深厚的知識儲備，為他理解和領悟敦煌文本提供豐富的學術滋養。1911年，李翊灼通過對比較完整的經卷，按千字文的順序，以字編號，并對其中兩千多號經卷做了比較詳細的著錄，編撰完成《敦煌石室經卷總目》《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形成敦煌文獻專題目錄編纂之始，為敦煌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基礎。
立志學術報國的知識分子，在風雨飄搖的晚清王朝，給暗黑時期的敦煌莫高窟藏經洞點亮一盞明燈。從李翊灼等學術先賢焚膏繼晷、挑燈夜戰，到如今全球多個國家共同開展敦煌文獻的保護、修復、編目和數字化工作，敦煌學已成為一門世界性的顯學，為研究古代不同國家之間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族交往提供珍貴歷史資料，是全人類共同的文化寶藏和精神財富。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敦煌遺書16579件，寫卷長度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因此成為敦煌文獻四大收藏機構之一。
李貞伯：
藝術與攝影的結合 定格歷史的瞬間
敦煌研究院許多年代久遠的老照片，都標注著“李貞伯拍攝”的字樣。作為佛學大師李翊灼的兒子，李貞伯也一片丹心向敦煌，用自己的才華和技能，為文物保護貢獻力量，定格珍貴的歷史瞬間，成為永遠的時代記憶。
1914年，李貞伯出生在江西臨川，他自幼追隨父親讀書學畫，不僅繼承了李氏家族的家學淵源和學術傳統，更在藝術的道路上形成了自己的風格特色，孕育了深厚的文學素養和美學底蘊。青年時期，李貞伯師從張書旂學國畫，曾與徐悲鴻同場辦畫展，為李可染當助手，參與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設工程。上世紀50年代，我國文物保護工作還在起步階段，物質匱乏，材料和資源相當有限，巨幅壁畫的臨摹存在多重困難和阻礙，急需專業攝影人才配合開展工作。1954年，受徐悲鴻引薦，李貞伯帶上畫家妻子，追隨父親李翊灼多年前為敦煌寫本留下的腳注，追隨常書鴻的腳步，前往莫高窟。在風華正茂的年紀，他放棄穩定的生活和優越的環境，毅然走向人生的拐點，放下畫筆、拿起相機，脫下西裝、穿上布衣，成為莫高窟第一位專職攝影師。
40歲“半路出家”的攝影師，作為敦煌文物保護事業的新生力量，每天扛著笨重又貴重的照相器材，不辭勞苦攀巖爬壁、爬坡登梯，在光線昏暗、結構復雜、場地逼仄的洞窟取景，邊學邊干，在實踐中研習技藝、摸索技巧，這位聰慧又勤奮的中年學者，把“干一行愛一行”的熱忱發揮到極致。
1954至1986年間，李貞伯為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各個洞窟壁畫、塑像的保存現狀及修復工程拍攝了大量影像資料，出版了《敦煌壁畫集》、《敦煌藝術小畫庫》（12冊）、《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圖案》、《敦煌壁畫》、《敦煌唐代藻井圖案》等圖書。
李貞伯將個人的價值追求積極融入時代洪流，運用美術功底升華藝術審美，通過影像為敦煌文物和文物保護工作存檔，刻畫第一代敦煌守護人的黃沙歲月。他還將鏡頭轉向石窟之外的天地，拍攝鳴沙山月牙泉、陽關、玉門關等遺址古跡，記錄古道絲綢之路的原始風貌。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敦煌文物被批判為牛鬼蛇神的時期，李貞伯遭遇各種不公待遇和迫害，但始終沒想過離開這片土地。西北的風霜雨雪，磨礪了他的韌性，甲子之年啟新篇，學習新設備，探索新技術，60多歲仍有奮進的激情與干勁。這一階段，李貞伯重新拿起相機，出版了《敦煌藝術小叢書》《敦煌》《敦煌遺書書法選》《中國敦煌展》等圖書和畫冊。他老當益壯、業績高產，還為敦煌研究院美術所拍攝并制作了大量壁畫臨摹起稿的幻燈片，為莫高窟建立石窟保護檔案，為武威天梯山搬遷及前來參觀的國家領導人、專家學者、外國來賓等拍攝了許多照片，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資料。從黑白膠卷到彩色影像，每一次快門聲響起，都包含對歷史的敬意。
西北大漠的風沙，覆蓋了江南水鄉的離愁別緒；敦煌絲路的文明，俘獲了江西才子的精神世界。退休后，李貞伯仍選擇定居西北，在甘肅蘭州走完最后的人生。
萬庚育：
檔案的建立者 細膩之心的守護者
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天山月下，厚土黃沙，自古以來就流傳著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1954年，畫壇才女萬庚育帶著3個年幼的孩子，與丈夫李貞伯舉家西遷，從繁華都城轉戰大漠戈壁，成就一段夫唱婦隨的佳話。
“1954年，常書鴻到北京文化部去挑選一個可以搞‘石窟攝影’的人，當時選中了我愛人，或許這就是緣分。當我知道這一消息，聽到在戈壁沙漠里有一個‘美術館’聚集了11個朝代的壁畫、精美的彩塑，這一切對于酷愛油畫的我來講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多年后回憶往事，敦煌的誘惑依舊令萬庚育流連忘返。
1922年，萬庚育出生在湖北黃陂的一個名門望族，她自幼接受良好教育，15歲便獨自出遠門求學。在校期間，萬庚育展露藝術天賦，參加抗日宣傳活動，后考入中央大學藝術系，師從徐悲鴻，畢業后進入北平藝專任教，并在學校與李貞伯結緣，兩人性情相投，攜手共赴敦煌。
萬庚育學的是油畫專業，莫高窟的壁畫臨摹需要的則是線描功底。她精益求精，白天進洞窟臨摹壁畫，晚上在油燈下勤學苦練線描，研習古代不同時期的繪畫技藝，夜以繼日，樂此不疲。
在甘肅省檔案館，有一張由眾多膠片合成的《敦煌莫高窟全景圖》，全長9米，已存入“敦煌遺檔”。這幅萬庚育在莫高窟第二年獨自完成的作品，畫完后由李貞伯拍攝留檔，是夫妻倆珠聯璧合愛的明證。原件至今下落不明，但是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底片，沖洗之后仍能看得出鳴沙山的蜿蜒起伏，真實而準確地繪制了上世紀50年代敦煌莫高窟全景，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遺存。
除了筑墻、植樹、修復和臨摹壁畫，萬庚育還承接了另一份專業之外的工作——整理莫高窟石窟檔案。寒來暑往，她奔走勘測、研習記錄，為380多個洞窟建立了完整科學的檔案。建檔期間，細心謹慎的萬庚育發現，第428窟的壁畫上寫有“晉昌郡沙門比丘慶仙供養”的字樣。她順藤摸瓜深入考察，閱讀大量敦煌遺書，證明了慶仙是北周人，將第428窟從北魏洞窟中分離出來。以此類推，通過進一步整理和發掘，萬庚育又發現15個北周洞窟，為敦煌考古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在敦煌，不只有瑰麗多彩的千年壁畫和石窟彩塑，還有長達半生的艱苦歲月和辛酸磨難。被迫放下畫筆的歲月里，家中幾代人珍藏的墨寶、畫作、老照片慘遭洗劫，萬庚育放過羊、養過豬，半夜被安排去挖墳地，曾在烈風暴雪的三九寒天徒步百里，還奉命在千佛洞的下寺侍候過兩個老喇嘛，直到兩個喇嘛去世……濃墨重彩的畫筆下，在萬庚育漫長人生的回憶錄里，生活和精神的雙重苦難，都是輕描淡寫的題外話。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訪問學者、江西省進賢縣文聯副主席）
（《人民周刊》2024年第20期）
（責編：張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