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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僅用了75年的時間，就實現了工業化，將中國由一個人口眾多、貧窮落后的傳統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門類最齊全的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從1949年人均收入不到40美元提高到2023年的1.27萬美元。新中國工業和經濟發展奇跡，從世界文明史來看，也是史無前例的。
新民主主義革命為中國的工業發展掃清了障礙
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打開中國大門，20年后中國開展洋務運動，中國開始發展現代工業，算是中國工業化的起步。但是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的100多年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侵略、剝削、壓迫，使得民生凋敝，工業發展非常緩慢，中國依舊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大國。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同志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甚至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工業面臨的最大問題，他說：“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105年的歷史，特別是國民黨當政以來18年的歷史，清楚地把這一要點告訴了中國人民，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就不可能發展工業……”中國共產黨成立后的前28年里，就是領導民主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實現國家獨立、人民解放，為中國工業發展掃除障礙。
新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為什么要選擇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時，根據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在經濟方面是建立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所有制結構，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政策。
但是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使得國家安全問題成為最突出、最緊迫的問題。朝鮮戰爭把兩個大國，一個是世界頭號工業大國、軍事強國——美國卷進來，另一個是剛剛獨立的、世界人口第一但還落后的農業大國——中國卷進來，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這樣一種急劇的國際環境大變化，就使得新中國的國家安全問題成為最突出的問題，保障國家安全成為第一緊迫任務。1953年8月朝鮮戰爭停戰以后，中國準備解放沿海島嶼，于是又出現了第一次臺海危機，而且美國公開宣布，如果中國要解放臺灣，將不惜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如果中國作為經濟落后大國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對抗，不僅國家統一問題解決不了，那么，國家現有的安定和安全也會受到威脅。不僅臺灣，就連西藏、新疆地區，美國也挑撥鬧事，東南沿海最發達的地區也處于不安全的狀態。東南沿海有美國牽頭的馬尼拉條約，在西部有巴格達條約，都是來圍堵中國的。
朝鮮戰爭初期，中美兩國軍事實力、綜合國力都有巨大差異，大國之間，這樣不正常的狀態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的，所以朝鮮戰爭爆發就使得中國下一步工業化發展最緊迫的問題是建立現代國防工業，建立現代國防工業必須建立重工業，加快發展重工業。周恩來在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協議以后指出：“既然我們不能制造一輛坦克、一架飛機、一門高級的大炮和一輛汽車，那我們的國防力量怎么能算強大呢？”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政府，在選擇體制和制定政策時，要綜合考慮問題，要解決最緊迫、最重要的問題，而不是簡單地平均用力、各方面均衡發展。比如做經濟工作的人覺得經濟發展應該排第一，但是從整個民族、國際環境來看，安全第一，保證國家安全和統一是第一要務。這就使得加快重工業建設，尤其是國防工業建設成為經濟工作中最緊迫的頭等大事，這也導致均衡發展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發生變化，轉向能夠保障高積累下社會穩定和實現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需要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
重工業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要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當時的中國具有兩個有利條件。
第一個有利條件，是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給中國提供了成功的經驗。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蘇聯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實現了工業化，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能夠戰勝法西斯的重要原因。此外，蘇聯還答應全面援助中國的工業化，幫助中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防工業。例如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就是以蘇聯援助的“156項”為核心開展的大規模經濟建設。“156項”主要是在現代科技、重工業和制造業方面，其中有1/3以上是現代國防工業，就是可以制造火炮、坦克、飛機，以及現代的電子工業。蘇聯把當時最先進的工業技術提供給中國，而且很多資料、知識產權是不收費的。今天來看就知道它的意義，我們20世紀60年代從日本、70年代從歐洲進口成套設備和進口先進技術，其中知識產權、技術資料占資金的比重達1/3以上，而且有些關鍵技術還不給中國，只提供配件。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援助方面、知識產權方面是無私的，甚至答應給中國提供原子彈，培養這方面的科學家，這是了不起的。
第二個有利條件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有一個組織動員能力極強、高效運行的政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威望高、動員能力特別強，沒有這樣的政府就無法進行社會主義公有制改造，也建立不起來計劃經濟。只有強大的政府才能在貧窮落后的情況下，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當然，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也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例如德國和日本，但是它們是走所謂的軍國主義道路，其前提是資本來自對外侵略掠奪。
這就使得新中國成立、國民經濟恢復以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有三個特點：第一，社會主義工業化不是資本主義工業化，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的工業化；第二，遵循列寧提出的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論，社會主義工業化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第三，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點是主要依靠內部積累，按照當時蘇聯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說法，叫“社會主義原始積累”。
1953年中國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但是國家財政收入不到200億元（1952年為179億元，城鄉人均儲蓄1.5元，國家外匯儲備1.39億元），其中拿出100億元投資，剩下不到100億元就是“人吃馬喂”各種支出。政府各個部門開支被壓縮得非常低，可以說是高度廉潔、高效運行的政府。1952年，中國國民收入只相當于美國的7.5%、英國的58.3%、法國的63.9%、聯邦德國的81.3%。人均水平的差距更大：1952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僅相當于美國的2.3%、法國的4.7%、英國的5.2%、聯邦德國的6.9%、日本的22%。（董志凱：《1949—1952年中國經濟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68—369頁）這種條件下，我們選擇了加快體制變革，通過體制變革建立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來保證“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先快速發展重工業和國防工業；同時，又能夠保障高積累下的社會穩定。若是按照傳統的市場經濟的方式發展經濟，可能需要非常長的時間。傳統農業靠天吃飯，沒有現代裝備，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提供足夠的剩余來支持工業的發展。
從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到1978年改革開放前，中國用25年的時間就解決了兩大問題。
第一，解決了國家安全問題。我們研制出了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和核潛艇，還成功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基本的常規武器也都能制造和量產，這意味著國家安全問題基本上解決了。
第二，基本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雖然這個工業體系不是很先進，工業規模也不夠大，但是能源、材料、制造等主要工業門類都有了。
但是這時候的工業發展也有它的問題，就是非均衡發展，重工業發展非?？?，也比較成功，但是相對來說輕工業、農業發展都受到了制約，發展較慢，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積累率高。而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說法，投資占GDP總值11%以上才具備經濟起飛的條件。例如，1931—1935年是當時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但是五年間全社會投資有四年是負增長，只有一年是正增長，也才6%。而新中國成立后前30年的積累率，“一五”時期達到24%，“文革”時期達到30%多，最低的三年國民經濟調整時期仍然有20%。高積累率主要用于重工業和國防工業，用于輕工業和農業的投資特別少。經過28年發展，與重工業相比，農業和輕工業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城市就業困難，這也是我們要實行改革開放的很重要的原因，即要改變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均衡發展、工業化快速推進
當國家安全問題解決以后，最突出的問題就是要加快經濟發展，迅速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而當時農業和輕工業成為最突出的短板，農民生活改善不多，工人20多年沒漲工資。中國共產黨一代代領導集體堅定不移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國家謀福利。這個時候，擺在新的領導集體面前最突出的問題是能不能加快經濟發展，調動各種積極因素，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此，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工業化在體制機制上，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發展戰略上，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非均衡發展轉向產業均衡發展；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上，由半封閉轉向充分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上述三個方面的變化，大大加快了工業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末和整個80年代，中國工業化以農業改革為突破口，通過解放農民和增加其收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90年代中期甚至達到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程度。而迅速發展起來的“三資”企業，也成為工業領域中的主要力量。
1978年至2012年作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中國的工業化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1）1978年到1992年黨的十四大前，在以鄧小平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通過改革開放，以農村改革為突破口，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和特區建設為標志，在強大內需的推動下，通過產業均衡發展，工業化快速推進。（2）1992年黨的十四大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前，在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有制結構發生巨大變化，通過積極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第一次出現了買方市場，改變了新中國長期存在的“供給約束型”經濟增長，于是開始著手實行區域均衡發展（擴大內需）和擴大國際市場（加入WTO）。（3）2002年黨的十六大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前，在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一方面通過縮小城鄉、階層收入差距和開展鐵路、公路、城市基本建設等推動重化工業化，擴大內需；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擴大外需。因此這10年即使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仍然保持了高速平穩增長，基本實現了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成為世界“制造工廠”。
從工業經濟結構來看，這34年里，三個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是產業結構實現了均衡發展，補齊了短板，并開始由勞動密集型為主向資本密集型為主轉變；二是所有制結構由單一公有制向國有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共同發展轉變；三是區域結構由過去的均衡布局，轉向“兩個大局”下的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非均衡發展，轉向90年代末至2012年的均衡發展。
新時代新型工業化和工業結構的優化轉型
2012年前后，隨著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基本完成，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進入新時代，在經濟上的直接表現就是“三期疊加”，中國經濟發展進入由高速度轉為中高速度，工業由外延型擴張為主轉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的內涵型為主的優化升級，其中標志性舉措，就是國務院于2015年5月印發的《中國制造2025》，這是一個關于全面推進實施制造強國的戰略性文件，是中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以來首個為期10年的行動綱領。該戰略是著眼于國內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產業變革的大趨勢制定的戰略性規劃和高端產業、技術進步的路線圖。該規劃以應對新一輪技術革命和全球產業調整為背景，以促進制造業發展方式轉變為主題，以提高制造業生產效率為中心，以促進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為主線，以滿足新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國防建設對重大技術裝備提出的新要求為目標，通過九大戰略任務、十大重點領域和五項重大工程，分“三步走”實現中國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躍升。
九大戰略任務包括提高國家制造業創新能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強化工業基礎能力、加強質量品牌建設、全面推行綠色制造、大力推動重點領域突破發展、深入推進制造業結構調整、積極發展服務型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提高制造業國際化發展水平。十大重點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分“三步走”實現中國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躍升：到2025年，中國邁入制造強國行列；到2035年，中國制造業整體達到世界制造強國陣營中等水平；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工業化戰略更加強調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更加注重創新驅動、可持續與高質量發展。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不同，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綠色化順序發展。而中國的工業化則是“并聯式”的發展，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不再是傳統的工業化道路，而是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國推進工業化，不可能是單純就工業發展而言的，而必須是與信息化、新型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綠色化相協同的新型工業化。實施工業立國的長期戰略，遵循了“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做法，堅持對外開放，融入全球產業體系，堅持“創新驅動、質量為先、綠色發展、結構優化、人才為本”的制造業發展基本方針，通過“三步走”實現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綜合實力進入世界制造強國前列。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2020年我國實現了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的戰略目標。國家頒發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著力有序推進全面創新，統籌科技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創新，確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四個堅持”策略，即堅持需求導向、人才為先、遵循規律、全面創新，進一步明確統一的目標體系——建成創新型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在事關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基礎核心領域，要制定并實施戰略性科學計劃和科學工程，瞄準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領域，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
新時代以來，中國工業基本上實現了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工業平穩較快增長。按可比價計算，2016年至2020年工業增加值年均增長5%，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保持領先，多個行業形成規模龐大、技術領先的生產實力，世界第一制造大國的地位進一步鞏固。能源原材料產品規模繼續擴大，2020年，天然氣、乙烯、十種有色金屬產量分別達到1925億立方米、2160萬噸、6188.4萬噸，比2015年分別增長43%、26%、20%。消費品供應充裕豐富，棉紡、化纖、服裝、制鞋等傳統消費品產量占全球一半以上，食品藥品供給保障能力不斷強化。裝備產品生產實力加快提升，2020年，發電機組、汽車產量分別達到13226.2萬千瓦、2532.5萬輛，集成電路、工業機器人產量比2015年分別增長1.4倍、5.4倍。
工業結構優化升級。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成為引領工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2019年末，規模以上工業中從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近7萬家，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比重為18.4%，比2015年提高5.4個百分點。充電樁、智能手表、服務機器人等新興產品增勢強勁，新能源汽車產銷量持續位居世界首位，超導材料、石墨烯等前沿新材料產業化取得重要進展。高技術產業發展勢頭強勁，2016年至2020年，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0.3%，增速高于規模以上工業4.8個百分點。2020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為15.1%，比2015年提高3.3個百分點。裝備制造業支撐作用不斷增強。2016年至2020年，規模以上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年均增長8.4%，增速高于規模以上工業2.9個百分點，對規模以上工業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五成，2020年貢獻率更是超過七成。2020年，裝備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33.7%，比2015年提高1.9個百分點，有效發揮工業“脊梁”作用。智能制造取得積極成效。2020年底，制造業企業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接近73%，比2015年提高約11個百分點；生產設備數字化率和關鍵工序數控化率分別提高至49.9%和52.1%；開展網絡化協同、服務型制造、個性化定制的企業比例分別提高至37.9%、27.9%、9.8%。
當2020年底“十三五”結束時，我國實現了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基本工業化目標，自2021年起邁上了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前進的新征程。2022年召開的中共二十大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實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鞏固優勢產業領先地位，在關系安全發展的領域加快補齊短板，提升戰略性資源供應保障能力。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并提出到2035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
2024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三個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具體要求，指出：“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培育壯大先進制造業集群，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建設一批行業共性技術平臺，加快產業模式和企業組織形態變革，健全提升優勢產業領先地位體制機制。優化重大產業基金運作和監管機制，確保資金投向符合國家戰略要求。建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投入機制，合理降低制造業綜合成本和稅費負擔。”
總之，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三中全會，為工業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進行了戰略部署，制定了改革措施，確定了目標和步驟，而由于中國所具有的社會主義政治優勢、經濟規模龐大的市場優勢、產業門類齊全的產業優勢、對外開放的包容優勢，以及“新型舉國體制”的科技創新優勢，中國2035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本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一定能夠如期實現。凡是過往，皆為序章，中國在工業發展方面一定能夠續寫輝煌，并為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
（《人民周刊》2024年第19期）
（責編：張若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