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脫貧攻堅精神，助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具有怎樣的時代價值，又體現出中華民族怎樣的意志品質？

中國農村發展學會副會長、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安樹偉是我國較早研究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的學者之一，發表和出版了《我國反貧困進程的歷史回顧與前景展望》《跨世紀中國反貧困戰略研究》《我國減貧戰略演變與新時代脫貧攻堅成果鞏固》《中國農村貧困問題研究——癥結與出路》等一系列論文和著作。他的研究與思索，既扎根于陜西、山西等區域的實地調查，又有著系統而深厚的理論功底。近期，圍繞脫貧攻堅實踐與精神內涵，他接受了本刊記者專訪。

 

 

因地制宜、攻堅克難的中西部實踐

“1996年，我從陜西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后，有較長時間在山西師范大學工作，因此對陜西省、山西省的脫貧實踐有較多的關注。”安樹偉觀察思考我國的貧困與反貧困問題，形成了《秦巴山區貧困與反貧困問題研究》《晉西北河保偏興地區反貧困戰略研究》《晉陜峽谷反貧困一瞥》等論文成果。談及自己的科研歷程，他重點回溯了在秦晉兩地的調研實踐。

這兩個省的脫貧實踐，也是我國中西部地區脫貧攻堅的縮影。安樹偉介紹，山西與陜西北部同屬黃土高原，貧困問題也具有較大的一致性。“土地面積廣闊，水土流失嚴重，降水量少，生態環境脆弱，資源相對貧乏，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較差。”陜西南部秦巴山區山大溝深，人地關系比較緊張，耕地資源短缺，自然災害相對較多，開發時間較晚，交通不便，工業發展條件也較差。

那么，在脫貧攻堅過程中，兩地是如何因地制宜、對癥下藥攻堅克難的？安樹偉介紹，秦晉兩地結合當地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積極探索出了適合區情的脫貧攻堅道路。比如，山西省呂梁市發展了雜糧、馬鈴薯、食用菌等特色產業基地、特色產業鎮、特色產業村，積極培育開拓呂梁山護工、汾陽廚師、臨縣“的哥”等勞務輸出品牌和渠道，建設了一批文旅小鎮，走出了一條強產業、拓就業、興文旅的脫貧攻堅之路；位于陜南秦巴山區的安康市，則將鄉村旅游與美麗鄉村建設、秦巴山區連片扶貧開發、陜南移民搬遷相結合，按照“政府主導、市場運作、部門聯動、規范管理、形成品牌”的思路，大力實施旅游扶貧，全力打造鄉村旅游特色品牌，探索出一條秦巴山區脫貧致富新路徑。

立足國情、分類施策的獨創經驗

我國的脫貧攻堅戰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脫貧攻堅實踐，安樹偉的論文《市場經濟體制下扶貧工作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

“這篇論文是我在黨中央確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久的背景下寫成的，意在闡述市場經濟體制帶給扶貧工作的機遇和挑戰。”安樹偉表示，在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甚至同一個國家內部不同的區域，貧困產生的原因都千差萬別，盲目照搬他國經驗很難取得預期效果。

我國在市場經濟環境中的脫貧攻堅舉措，具有怎樣的獨創性？“在脫貧攻堅過程中，我國始終立足于本國國情，根據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水平和區域特點，科學制定貧困標準、減貧目標等，不斷創新扶貧手段，從反貧困的區域瞄準戰略過渡到個體瞄準戰略，達到了持續提高貧困治理效能的目的。”安樹偉說。

他舉例說明，針對連片特困地區、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等不同層級，其扶貧工作重點的不同，進行分類施策，建立了多層次的目標體系、政策體系和管理體系。經過不懈努力，2020年底，我國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實現了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上下同心、不負人民的精神力量

脫貧攻堅，是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各條戰線全面參與合力打贏的一場“戰役”，脫貧攻堅精神“上下同心、不負人民”的重要內涵由此孕育生成。圍繞脫貧攻堅精神的這兩項重要內涵，安樹偉講述了自己的思考與體悟。

“上下同心”，是中華民族集體主義觀念在脫貧攻堅戰中的鮮明表現。“扶貧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廣泛動員各級政府、社會組織、個人和團體等參與其中。”中央政府發揮制度優勢，推進地方政府間加強協作與支援，通過開展定點幫扶等方式，建立跨區域資源要素轉移機制，助推資源要素向貧困地區集中；地方政府通過提升治理能力，構建科學完善的精準識別體系，激發培育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妥善解決脫貧的短期效應；此外，貧困群眾樹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思想，提高主觀能動性，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推動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

“不負人民”，則是中國共產黨的宗旨在脫貧攻堅過程中的真實寫照。“在脫貧攻堅過程中，黨和各級政府將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擺在首要位置，把群眾滿意度作為衡量脫貧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了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超常規政策舉措。”安樹偉說，我國的減貧實踐表明，以人民為中心是扶貧減貧的根本動力，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才能真正識貧、科學扶貧、精準脫貧！

鞏固成果、賡續精神的前景展望

“雖然我國已經消除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但是客觀來講，我國現行貧困標準仍然偏低。”安樹偉列舉數據：現行貧困標準約為每人每天消費0.5千克米面、0.5千克蔬菜、50克肉或1個雞蛋，每天獲得8778千焦耳熱量和60克左右蛋白質。“這僅相當于世界銀行提出的極端貧困標準。伴隨經濟發展，如果我國相應提高貧困標準，那么絕對貧困問題或許會復現。”

除了絕對貧困問題，還有相對貧困問題，迄今為止，我國政府尚未劃定相對貧困線。安樹偉介紹，世界銀行將收入等于或低于社會中位收入1/3的社會成員，視為相對貧困人口；部分國家將收入低于社會中位收入40%的人口，歸為相對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以2020年我國農村居民中占比約20%的中間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14712元為中位收入測算，那么農村相對貧困線約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9808元，貧困地區農村常住居民約有40%會處于相對貧困狀態。”

2020年脫貧攻堅戰打贏后，我國進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階段。安樹偉認為，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應當堅持區域瞄準和個體瞄準相結合，這就需要提高區域中心城市承載力，增強產業發展功能，持續改善提升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帶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為欠發達地區鄉村振興奠定扎實基礎。

“在脫貧攻堅戰打贏后的今天，廣泛宣傳脫貧攻堅精神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和深遠意義。”安樹偉認為，在當今時代賡續弘揚脫貧攻堅精神，有助于確保欠發達地區到2035年與全國其他區域一道基本實現中國式現代化！

 

（《人民周刊》2024年第21期）

（責編：張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