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4年10月,紀念紅軍長征出發90周年之際,《中國長征精神研究》主編、原中國長征精神研究院院長羅范懿接受本刊記者采訪,講述長征故事,闡釋長征精神。

從實際出發,實現獨立科學正確決策
記者:長征精神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內涵,在長征過程中有怎樣的具體體現?這種精神內涵對于長征取得最終勝利,具有怎樣的推動作用?
羅范懿:在紅軍長征過程中,沖破國民黨第四道封鎖線的湘江戰役,導致紅一方面軍損失慘重、戰士折半,全體官兵開始深刻反思:攜帶大量輜重的“搬家式”轉移嚴重影響了隊伍行軍作戰,去湘西會師等于鉆進敵人的包圍圈,李德的“城市堡壘”戰略戰術完全不適用于中國革命道路……將士們呼喚毛澤東率領軍隊!
按照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紅軍隊伍進入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地區。歷經能夠充分彰顯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精神內涵的遵義會議,毛澤東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這對長征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1935年6月18日,黨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到達四川懋功地區,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6月26日,黨中央在兩河口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兩支隊伍要集中于中革軍委統一指揮,確定了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并通過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部署由兩支隊伍協同作戰,打開北上甘南的通道,但是時任紅軍總政委張國燾拖延北上行動。
張國燾一方面倚仗紅四方面軍人數眾多,另一方面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過于強大,不僅拒不執行中央決定,反而堅持率領部隊南下川康邊地區。張國燾的錯誤堅持,致使所帶領的部隊不得不改道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的草地北上,許多紅軍戰士三過雪山草地,損失3萬多人。
紅軍長征到四川松潘后,于1935年8月召開的沙窩會議、毛爾蓋會議,以及后來毛澤東連夜率部隊趕到甘南迭部,于1935年9月召開的俄界會議等,幾次改變了北上還是南下等紅軍長征的方向,用實踐證明了,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在紅軍長征環境錯綜復雜、瞬息萬變的情況下尤為重要,它對于長征戰略決策的科學性起到了關鍵作用。
緊密團結,以大局為重爭取勝利
記者: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內涵,表現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故事中。您認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最能夠體現這種精神內涵的人物與事件有哪些?
羅范懿:毛澤東是長征途中踐行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精神的典型代表。作為時任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主席,中央機關轉移前,博古、李德等人甚至打算不讓他隨中央轉移,在長征開始前幾個月,就以去江西于都調查研究為名,把他排擠出黨中央駐地瑞金。毛澤東顧全大局、服從組織安排,在于都兢兢業業認真調研,就連紅一方面軍在于都集結出發的9個渡口、上岸地點等,都逐一親自考察確定。
長征途中,在1934年12月召開通道會議前,毛澤東又為隊伍往何處去而操心勞力,提出反對李德、博古帶領紅軍去湘西、鉆進蔣介石“口袋”的主張時,既要顧全大局,又要守紀律、講團結,在組織原則性和工作靈活性之間竭盡心力。
周恩來也是長征途中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典范。1934年,率領紅軍撤離中央蘇區、準備長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領導集團,是以博古、李德、周恩來為成員的“三人團”,他們掌管著黨中央和紅軍內部的最高權力。眼看毛澤東在政治上遭受排擠,為了爭取毛澤東加入長征隊伍、幫助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得到采納,周恩來殫精竭慮、巧妙周旋。尤其是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力薦毛澤東回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位置,指揮紅軍作戰。最開始,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只是周恩來的助手,但是周恩來能夠顧全大局,以毛澤東為主,自己甘當毛澤東的助手,很快又把毛澤東推到軍事指揮統帥的位置。
朱德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故事更加動人。對于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他張弛有度、原則性和策略性并舉,進行了堅決抵制,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首先表現在他的堅守原則。比如,1935年9月15日,張國燾自行組織會議,批評黨中央率領紅軍北上是分裂逃跑,朱德同他的錯誤言論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一再表示:“黨中央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的義務是執行黨的決定”。
其次表現在他的策略抉擇。比如,1936年1月,張國燾一再致電要求在陜北的中共中央“自動取消中央名義”,朱德對此提出過渡性策略:“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這一策略給了張國燾“一個臺階”,使雙方關系有了緩和余地,有效維護了黨內統一。
為了阻止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朱德既無畏又忍讓,從黨的最高利益出發,一切以大局為重,因勢利導,使激化的矛盾逐步緩解,最大限度地保持了黨內的團結穩定,為平穩局面作出了突出貢獻。他的事跡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長征途中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精神的經典例證。
(《人民周刊》2024年第21期)
(責編:張若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