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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核占道經營并不意味著要回到過去那樣的混亂無序狀態，這本也跟城市文明的內涵相通。
今年全國“兩會”上，保就業成了重要議題。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提出，就業優先政策要全面強化，“各地要清理取消對就業的不合理限制，促就業舉措要應出盡出，拓崗位辦法要能用盡用”。
而中央文明辦日前的一記“重磅舉措”，也對此做出了呼應。據新京報報道，中央文明辦已明確要求，在今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消息一出，備受社會關注。
眾所周知，開展文明城市創建評比，旨在從更高層次、更高水平推動城市良性發展，也已經成為城市考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市容市貌作為文明城市創建內容最直觀的部分，更是被很多地方置于首要位置。
正因如此，長期以來，各地對商販亂占道經營行為都有硬性約束規定，有的地方在日常管理中對流動商販幾乎是“嚴防死守”。
如今，在保就業的形勢下，中央文明辦明確暫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值得肯定。而這樣的舉措頗具現實針對性，也體現了政策因時而變的靈活性。
在特殊時期適時調整管理分寸，對占道經營和馬路市場的治理變得更為寬松，也給流動商販更多空間，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促進民眾靈活就業放開政策限制。到頭來，此舉也能實現政策在復雜現實面前的再平衡，有助于穩住就業，促進各地經濟復蘇。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做并不會損害城市管理的文明底色，反而會因政策調適的人文性而增加文明色彩；不會給民眾帶來多大的不便，反而與民眾期許和“保就業”的民生需求契合。
事實上，為降低疫情沖擊對民生帶來的影響，國務院辦公廳此前就印發《關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提到要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
而在地方層面，為保障民生需求，促進消費，穩定就業，包括成都、杭州、許昌等在內的多個城市已經采取措施引導攤販集中規范經營。如成都目前已設置臨時占道攤點、攤區2234個，大型商場占道促銷點82個，允許流動商販經營點17891個，增加就業崗位10萬個以上，中心城區餐飲店鋪復工率超過98%。
從實施效果來看，允許臨時占道經營，增設便民服務點，城市管理變“堵”為“疏”，這既體現了城市管理的政策彈性，又體現了城市的包容和溫度，方便了民眾生活，穩定了就業，促進了市場繁榮。同時，這些各具地域特色的市聲、市容，本身也能成為獨特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而暫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并不意味著要回到過去那樣的混亂無序狀態。對地方層面而言，要用善政去承接政策善意，在放開規定的同時，還需要出臺更加精準的管理政策。
一方面需要促進就業，方便民生，集聚消費人氣，優化營商環境；另一方面，也需要探討建立長效管理機制，為商戶更好地解決問題、提供服務，實現城市攤販規范化管理，提升政策的精細化水平，以帶給商戶穩定的預期。
就此看，不將占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的確是疫后的善意舉措，但對各地方未嘗不是深層次的啟示：“城市文明”跟人情味并不矛盾，保就業促民生，本也跟城市文明的內涵相通。（社論）
